高春亮:人力资本视角下的雄安新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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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06-07 21:38

高春亮:人力资本视角下的雄安新区建设

2018-06-08 17:59来源:财经智库CASS雄安新区/服务业/教育

原标题:高春亮:人力资本视角下的雄安新区建设

人力资本视角下的雄安新区建设

作 者:高春亮,南京财经大学副教授

拟发刊期:《财经智库》2018年第4期。

内容提要设立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如何在功能疏解过程中实现减少对北京的冲击并实现区域统筹是亟需探索的重要议题。城市因服务产业链条规模和层次影响人力资本积累和变现,决定人力资本区位的微观机制,形成了城市功能与城市增长正反馈机制。因此,雄安新区建设应重点把握改变微观区位决策激励:一是以千万级特大城市为目标,建立高品质服务产业链,便利人力资本积累;二是应当以人力资本积累变现的机制实现功能疏散;三以差别化服务产业链的思路促进区域协同,减少对北京的冲击。

关键词人力资本积累和变现;功能疏解;区域协同

一、引言

建设雄安新区是在解决首都“大城市病”和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谋划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推动中国宏观区域格局协调发展,培育新增长极的重要着力点。雄安新区有三个现实目标:一是承接非首都功能,降低外来人口规模,减少首都拥挤现象;二是有效带动后发地区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三是功能疏散尽可能减少对北京城市发展的影响,这也应当是区域统筹的重要内容。

雄安新区建设过程实质上也是人口分流过程。非首都功能疏散实质上是改变人们区位选择预期,既减缓外来人口持续流入,也要解决所要疏散功能和相关产业就业者的疑虑。如果能够做到首都供给的公共服务品雄安也能供给,将会改变人们空间决策过程,促使人口疏散,从而改变首都拥挤的局面。功能疏散成效影响京津冀协同进程。功能疏散有助于人力资本扩散,也促进人口向雄安集中,促进产业发展,彻底改变京津冀腹地缺乏增长极的问题。

高起点建设雄安新区与北京的城市功能可能存在矛盾。城市功能强弱与服务业规模和层次密切相关,城市服务产业是产业链和集聚区的复合体,以金融保险产业为例,它们需要商务咨询、营销管理、餐饮娱乐等服务业的投入,而且在空间上尽可能集聚,形成以金融保险产业为龙头的服务业产业链集聚形态。公司总部、创新等资源越是向大城市集聚,必然形成多个不同组合和层次的服务业的庞大需求,吸引大量人口流入,否则高端生产要素的功能和效率也难以充分发挥。按照北京的定位,四大功能以外的经济功能、医疗教育功能都应疏散,意味着以金融为龙头的服务产业链、以医疗教育为龙头的服务产业链的转移,这将冲击北京的城市发展。

因此,雄安新区建设实质上是解决原本有强烈意愿选择北京作为目的地的流动人口的空间决策问题。其核心是通过尽快实现雄安新区服务产业链培育,改变流动人口激励,实现流动人口居住地调整,从而实现北京的城市功能疏解。但在这一过程必须厘清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一是流动人口空间选择的机制是什么?二是如何进行顶层设计,使雄安新区替代北京成为流动人口目的地而不至于削弱北京的竞争力,同时实现区域统筹?

二、城市便利性、人力资本与人口流动

微观上流动人口目的地选择包括三个理论来源方面:一是迁移理论,迁移发生是由原居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交互作用而成(Ravenstein1976KuznetsSimon,1973);二是集聚理论,偶然因素形成特定空间的产业集聚并自我强化,知识溢出、人力资本积累、规模报酬差别决定均衡状态下城市规模和功能(Overman2010);三是用脚投票理论,它解释了公共物品如何影响人口流动(Tibout1956)。

传统个人区位决策理论认为工作机会和期望收益是选择区位的主要因素。然而对于人力资本不足的劳动者而言,首要的是解决人力资本积累问题。人力资本可以区分为积累和变现两个维度,积累意指人力资本投资损益导致的人力资本存量变动,变现则为人力资本存量变现方式选择及收益回报。积累和变现过程同时也是人力资本专用性程度的提高过程,劳动者与城市相互“锁定”,显著增加迁移成本。

城市应当是实现人的价值的场所。从人力资本视角看城市,城市应当便利人力资本提供积累和变现。城市便利性是通过服务产业链条实现的,提高服务产业链条层次、完善服务产业链条,也就提高了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和变现收益,进而改变个人区位决策。服务业是指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以及公共服务业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层次高的的生产性服务业必然需要高端生活服务业和高品质公共服务业。因此形成了城市便利性、服务产业链、人力资本积累变现三者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城市便利性、服务业产业链通过三个机制影响人力资本积累和变现:(1)积累机制,便利性越高的城市人力资本折旧速度越低。城市教育和医疗功能越强,人力资本折旧速度越慢。(2)粘性机制。一方面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增加了转换成本,另一方面产业网络的区域特性可能导致人力资本与产业的不匹配,因此劳动力从便利性越高的城市选择迁移的机会成本越高,表现为劳动力流动黏性。(3)变现机制。人力资本变现大致包括就业、创业和再区位三个途径。当劳动者满足于本地均衡工资时,选择就业。若工资不符预期,劳动者选择再区位。当存在技术进步的外生冲击时,创新风险收益较高时,则通过创业实现资本回报。便利性程度较高的城市具备创业链条各环节的专业服务产业,创新创业成功可能性较高。

人力资本与城市功能的正反馈机制很好的解释了大城市为何规模持续膨胀。即便是“大城市病”弊端广为人知的情况下,历经多年仍然难以改变。20102015年期间,北上广深常住人口年均仍增长101万人。通常认为土地、饮用水、电力、交通等供给压力增大,降低居民福利水平,应能够改变人们预期,缓解大城市膨胀病。但这些因素并不意味着迁出人口一定高于迁入人口,而且造成大城市膨胀病的大部分因素可通过技术手段和增加投资解决,决定城市规模的最后屏障即人的健康也因投资和新技术应用而得到解决,大城市生活质量得以改善(Glaeser Gottlieb2006)。对迁入者而言,它们仅增加迁入成本,但只要预期收益高,净收益为正,人口仍将继续流入。因此拥挤成本及所引发的膨胀病并不是决定微观决策者空间选择的关键因素,它并不会改变资源集聚导致人口集中的城镇发展格局,反而只会形成人口集中—资源稀缺—增加投资的现实逻辑。

建立在城市便利性、人力资本基础上的微观上流动人口机制,可引申出三个判断:一是大城市较为完备的服务业体系便利人力资本积累和变现,人口仍将继续流入,这意味着周边区域仍将受到大城市的虹吸影响,呈现明显的中心—外围格局;二是城市功能与人力资本之间正反馈机制较为稳固,服务产品互补性、优质资源集聚、人力资本高回报决定了城市便利程度越高,人力资本存量规模越大,变现更为容易;三是管制政策功能有限,政府会因为拥挤成本而增加投入,进一步增加城市的稀缺资源,限制政策并不能降低流动人口的净收益判断,只是增加潜在进入者成本。

因此,雄安新区建设过程实质上也是打破正反馈机制的过程,改变微观区位决策激励机制,如果人们为了人力资本积累而选择目的地,那么新区建设首先要做到提供大致与北京相近的服务水平,满足人力资本需求,进一步发展竞争力较强的产业,提高人力资本回报。

三、替代关系:公共服务与功能疏散

人力资本视角下,城市应当首先具备那些满足人力资本积累和变现的吸引物。这意味着雄安建设过程应将满足人力资本积累的便利性作为第一步,透过公共服务特别是文教科卫等领域优质资源集聚,形成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格局,以达到功能疏散的目的。从城市便利性角度来看,城市是完整的服务产业体系,是层次多样、种类多样的服务业构成产业链条,因此功能疏散应当是完整服务产业链的转移,而不能仅仅是若干环节。否则,人力资本积累完成后,无法嵌入人际关系网络形成专用性资本,也难以实现高回报,这将扭曲人们目的地选择激励,难以达到功能疏解减少人口流入的目的。然而,服务产业链完整转移极有可能是一方所失即为另一方所得,呈现显著的替代关系。某种意义上,替代关系是雄安新区建设的目标之一,但功能疏散后极有可能负面影响北京居民人力资本积累。

政府强制性迁移是中断原本北京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增长的正反馈机制的关键。优质公共服务总是倾向于向大城市集聚,如果没有外生干扰,强正反馈机制很难破除,不利于北京功能疏散也不利于新区建设。北京公共服务水平规模大、品质高,是功能疏散的重点领域,也是雄安新区未来竞争优势来源。例如在医疗领域,2015年,北京医院数量为701所,仅为河北的45%,但诊疗人次为河北的1.38倍,北京是全国诊疗中心。在教育领域,北京科高校数量为90所,河北为118所,相差不大,但高校的层次差异显著,北京是全国的教育中心。显然在规模和质量上,北京公共服务均远远高于京津冀其他区域。由于北京定位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功能,因此,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应同步向雄安新区疏散,改变人口流动的激励机制。如果雄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替代北京提供优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人们很有可能选择雄安作为人力资本的目的地。

功能疏散实质上是服务产业链整体性转移。由于城市功能必须通过服务产业链实现,因此当教育医疗向雄安转移时,意味着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服务业都应作出相应转移,例如在教育医疗功能疏散,至少带动三个配套服务业转移,为医院配套的药品器械零售批发、医药仓储物流等产业转移,与患者服务相关的衣食住行业将随之转移,以及为医技人员服务的职业教育。

人力资本变现需要更多产业迁入雄安新区。人力资本积累实现后,变现要依赖产业才能实现。虽然人力资本积累、变现可以实现空间分离,但如果首都经济功能不转移,依靠河北本地产业集聚难度也较大,人力资本必然回流北京,如此一来功能疏散的目的难以实现,雄安也难以形成内生增长动力,因此受制于功能疏散的目的,势必要将更多生产性服务业迁入。

只有明确人力资本积累和变现的微观机制,才能真正扭转人口向北京集聚的激励。依靠优质公共服务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只是解决了雄安新区建设的第一步。如果不能解决人力资本在雄安就地变现,完成人力资本积累后人们将选择其他目的地就业,雄安也难以得到发展。相关产业也将向雄安新区集中,对北京造成的冲击可能较大。

四、竞争关系:服务产业链与区域协调

疏散功能意味着北京让渡部分城市功能,但服务产业链的完整转移将形成“拔出萝卜带出泥”的现象,城市功能疏散将导致原本不列为疏散的功能也将随之转移。如何减少这种冲击的影响成为雄安新区建设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不至于因为功能疏散而造成北京人力资本积累、专用性和变现功能弱化。雄安新区作为京津冀的重要节点,不仅要承接疏散功能,还应是京津冀西部的增长极,那么能否立足京津冀城市群实现雄安新区与北京的错位发展?

京津冀城市体系格局较为稳定。本文估计了19912015年期间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35个县级及以上城市的位序法则系数,估计值约为1.43,意味着城市体系中人口分布差异较大,首位城市人口集中趋势长期存在。雄安新区理应成为打破原有城市体系格局的着力点,以高品质公共服务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改变京津冀西部集聚乏力、人口向北京集中的现象。然而,公共服务功能疏散只是缓解北京“大城市病”的第一步,仅解决了人力资本积累,但是变现环节高度依赖于生产性服务业转移。于是雄安新区建设呈现两难:如果仅转移优质公共服务,北京吸纳就业,那么北京的城市功能无法得到有效疏散;但公共服务和产业同步实现转移,北京经济发展将会受到影响。

城市功能依靠庞大的生活性服务业支撑。城市服务业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吸纳劳动力较弱,低端环节吸纳劳动力较多,但它们构成的产业链密不可分。试图转移若干环节只会增加劳动者往返北京和雄安的通勤成本,并不能解决首都功能疏散。显然,功能疏散的意义就是北京服务产业链的完全转移。2015年,北京就业人数前三大行业分别是商务服务业、批发零售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比分别为总就业的10.5%9.9%9.3%,增加值前三大行业分别是金融产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批发和零售业,分别为17.1%10.4%10.2%。纽约就业前三大行业分别为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零售业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占比分别为13.6%12.6%8.1%,然而在增加值占比最大的是金融业。东京分别为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卫生和社会工作,占比分别为15.1%8%6.9%。事实上,生产性服务业是世界城市向全球提供的主要产品,但它需要庞大的低附加值产业作为支撑。

服务产业链整体转移影响北京文化中心和科创中心建设。一方面,如果首都经济和金融功能疏散,势必对原有就业形成较大冲击。2015年北京服务业占比达72%,若将服务经济功能疏散则意味着服务产业链的完整转移,这与北京的功能定位也不符合,毕竟雄安新区设立的目的是促进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而不是以损害北京发展为代价而去解决“大城市病”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创新驱动成为国家战略情形下,雄安新区和北京都会将研发创新作为发展的重点。以科技研发为例,北京在R&D经费支出、技术市场成交额、专利申请量、专利授权量等指标上占比均在50%以上,这意味着雄安新区的科创功能只能由北京赋予,无法从河北获得,但一经形成就与北京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若将创新功能继续保留在北京,显然雄安难以实现创新发展的目的。如果创新研发置于北京,而商业化则置于雄安,这意味着创新商业化相关的咨询商务、金融风投、会计律师等配套服务业也要置于雄安,这无疑增加了背景创新研发的成本。从效率上来看,既然创新及其商业化在现有城市可以得到很好解决,如果刻意进行功能疏散,并不利于创新发展。

实现错位竞争是雄安新区建设的关键。雄安新区应当立足于河北省,在承接功能疏散的同时,形成区域分工产业链,进而在实现人力资本积累的同时,解决人力资本变现难题。河北产业有两个显著特色:一是重化工业特征鲜明,2015年轻重工业比为26:74,钢铁产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达22.3%,石化及化学工业占8.7%。二是农业生产基础较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约为11.54%,是中国农业大省,也是中国粮仓。因此,雄安新区应重点服务于重化工和农业发展,形成重化工产业生态绿色发展的新路,围绕重化工装备-冶炼-成品开发产业链条各个环节发展相应的服务业,例如迁入钢铁石化装备研发的服务产业链条、钢铁石化产品下游产品开发的研发,并围绕特色研发形成服务业产业链。围绕土壤-良种-农机-农产品精深加工农业产业链,迁入土壤修复、农业科技服务、农机装备研发、农村废弃物综合利用等等领域的研发机构,培育农业服务的综合产业链。

五、雄安新区发展构想

雄安新区应当成为京津冀城市群中承接功能疏散带动河北发展的新极点,也应成为区域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的枢纽。从城市便利性、服务产业链以及人力资本积累变现来看,雄安新区建设应当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应当按照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建设。雄安新区不仅要承担功能疏散,还肩负京津冀发展的重任,两者都对城市规模提出要求。建设特大城市,使之能够容纳更为多样化产业业态,更为优质的公共资源,更为完整的服务产业链,成为人力资本积累和变现的新目的地。雄安面积与深圳相当,是北京主城六区的1.56倍,符合特大城市空间建设的基本要求。

其次,应当以人力资本积累变现的机制实现功能疏散。雄安新区应系统性设计服务产业链,改变人口流动的微观激励,从根本上解决人口向北京集聚的趋势。稳步推动公共服务领域的医疗教育体育等优质资源向雄安转移,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建设特色服务产业链条,服务河北的同时提高人力资本回报,尽快建成立足京津冀、服务河北、望眼世界的高品质新区。

第三,以差异化服务产业链构建促进区域协同。立足河北需求、面向全国,加速北京相关服务机构疏散,尽快形成差异化服务产业链条。北京形成以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科技创新四大综合性服务产业链条,优质的教育、医疗、科研等公共服务以及商务咨询等功能仍然需要保留。而雄安新区应以新极点为目标,逐步成为世界知名的特大城市,立足服务京津冀特别是河北产业承接特色服务功能疏散,依托特色服务功能培育综合服务产业链条,承接部分优质公共资源、金融以及商务咨询等产业转移。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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