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花:巨变时代,每个人都必须有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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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06-05 20:30

陈春花:巨变时代,每个人都必须有企业家精神

2018-06-06 19:00来源:北大国发院BiMBA企业家/教育

原标题:陈春花:巨变时代,每个人都必须有企业家精神

中国商学院的发展过程与中国的企业成长一脉相承,这就使得中国商学教育也在进步中不断迎接自己的挑战。今天商学教育的挑战比之前要大,大就大在中国的企业实践跑得快。而商学教育本来就是应用学科,永远都是和实践互动的。

因此,2010年之后,商学院教育出现一个很重要的变化,之前都是老师、学者在商学院课堂里授课,后来有很多企业家走入商学院课堂,之后占比越来越高。

这些趋势也让我们在国发院BiMBA商学院的这两年里开始教育的创新尝试,但我们的尝试都立足于一个很重要的价值选择:中西合璧,知行合一。中西合璧是传承整个国发院和BiMBA二十年前设立的价值,用全球视野看中国的问题;知行合一是希望我们的商学教育和研究能够更加解决实践问题。

这是我们面对时代给商学教育提出的挑战而设立的新价值判断。背后的价值取向就是:你要把家国情怀体现在实际行动当中。

今天商学院的挑战

中国的商学教育过去完成了基础积累,管理学知识得到普及,西方优秀企业的案例也学习不少,这个阶段的积累很充分,非常好。但是现在遇到很多挑战。

第一个挑战,商学跟企业实际问题的解决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以前我们可以学人家的东西来解决我的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光学习不够了,现实中的问题比你学得要多要更新。

第二个挑战,中国企业经过40年的积累,在自己的实践当中开始逐步有了一些自己的管理管理经验、管理总结,我们需要研究总结它是不是具有普遍的意义。

第三个挑战,这是全球所有商学院都遇到的挑战:传统的从西方传进来的管理学按照功能将学科分成战略、营销、人力资源等等体系,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整个企业管理的过程其实是不分的,它是个整体。战略的问题也可能由文化、营销或管理导致,很难像课堂上切分得这么细。所以我们要总体来看它应该解决什么问题。

第四个挑战,企业实践的创新已经领先于我们的课堂知识,我们如何让企业实践跟课堂学习契合得更紧密?

这两年里,我重点是把几件事情做深做透,来回答这四个问题带来的挑战。

一件事情我们是在整个课程和教学体系的设计中把能力的模型贯穿下来,重点提升学生反思、远见、创新、团队和行动等这五个方面的能力和素养。

反思是商学教育一个很重要的设计,我们需要学生能够回到学校来反思、放空,把自己放下来。远见是你要能够真的以未来看现在。我们也在创新方面给予大家帮助。

围绕这五个能力和素养模型,我们把课程设置重新调整,在传承整个国发院和BiMBA教学特点的基础上加以调整。BiMBA本身也有这个传统,比如胡大源和宫玉振老师山东孟良崮和贵州四渡赤水的现地教学,本身就不仅仅是课程,还体现行动、团队和反思,是中国商学院早期著名的创新。

课程里加入能力模型以后就不再局限于知识,而是往上再拔一步,成为技能和素养。这就解决了课程学习跟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达到知行合一。

第二件事情,一对一导师制。我一直认为MBA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一个心性和认知的提升,完全靠课堂的教学还不够。MBA是很多人工作三五年后,在自己职业生涯起步比较关键的时候来读书。读MBA一般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希望让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一个再出发的机会,另一个就是对自己的认知和未来出现一些困惑。这时候如果有一个人给他一个正向的加持,让他变得正向,他就不会走偏,这很重要。我们就帮助他找到一个导师。这个人一定是真正地爱他,同时又比较超然,跟他没有任何利益关联,同时有责任心和能力去帮他。我们就给他们一对一配导师,这个导师必须是立足企业实践的。这件事情回答了怎么真正让我们的学习跟成长相关。

第三件事情,CHO100。我们选了中国最好的100家企业的CHO(首席人力资源官),50%的本土企业,50%的外资企业,把他们组成在一个团队里面。为什么要组这么一个群体?因为我相信中国最好的企业成功的原因一定是他把人用得最好,同时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些最好的企业对人的需求是什么。CHO们之间通过一一结对互访学习,也推动了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的提升和发展。他们一对一的成长和发展中,会有一些共性的规律可以总结出来,反馈到我们的教学和课程中,成为我们的教学实验和做研究的基地。所以这是一个全方位对人才培养的互动。我们最想做的其实是回馈于整个商学教学,回馈于社会。

中国企业家超过你所有的想象

中国改革开放40年能有今天的成果,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国家的政策、改革开放、人们财富欲望的增加、国家相应的产业各方面的配套,包括整个国际的环境。但是有一点是很明确的,我称之为出现了一种“新人”,就是中国企业家群体。改革开放之后才大规模出现这个群体,他们帮助或者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走到今天。

中国企业家群体的企业家精神确实彰显得很明确,比如他们的学习力超过其他任何一个人群。他们的冒险精神、创新、担当、艰苦奋斗也是超过别人的。当年我们无论怎么设想,都不会想象到40年后中国、中国的企业家会变成这样,但是今天它确实就成为现实。这也就是我一直对企业家的群体,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极其敬仰的地方,它超过你所有的想象。中国有了万亿企业的出现,有了跟世界对话的企业出现,有了完全属于中国的一些创新商业模式的出现。这是中国企业在过去的发展中很独特的地方。

这些独特的地方恰恰是我们BiMBA的教育非常珍惜的。我们非常希望这些东西能跟现在的学习互动起来,能帮助大家真正努力去创造。我们需要大家确信,大的市场和大的环境机会比以往更好。

企业家群体与EMBA群体有很高的重合度,但最近这些年大众对于EMBA群体的认识的的确确发生了变化。以前我们都认为学习是非常神圣的事情。但随着EMBA群体进入课堂,很多现象被大家关注,认知上就有了偏差。当然这个群体确实是一个资源型的群体,这里面会生发出无限多的可能。但至少一家商学院要主导什么,传播什么,主张什么,反对什么,必须要旗帜鲜明。我喜欢BiMBA的地方在于,我们一直强调你来到这里是学习的,反思的,你是在这个地方安静下来的。而且绝大部分的商学院我认为也都是这样。我非常反对一些商学院的校友会强调你来到这里会跟谁成为同学。你想表达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商学院本身的传播导向,甚至它的价值观本身就有问题,而一家商学院的问题很容易被公众当成整个行业的标签。

不管别的商学院怎么做,BiMBA商学院一直的坚持是:尊重专业、全球视野、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我们特别强调的是,你要脚踏实地,你的家国情怀必须落实到真正的行动上来。所以我们的商学院无论是课程设置,还是对学生的挑选,都很在意价值观上是否趋同。我们会很看重一个学员在价值观当中是不是真的有大我、有家国情怀,是不是真的愿意为推动社会进步做一点事情。

这是我们选择的价值观,也是朗润园自己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对推动社会进步的要求是非常明确的,所以我们的学生来了就要认真学习,在这里好好地看懂中国,看懂大势,去理解家国情怀和你自己行动之间的关系。

商学教育是唤醒

我们希望的商学教育主要的不是让你去学知识,我们最主要是要帮你赋能,帮助你的能力得到整体提升。商学教育主要还是唤醒,唤醒你内在的创造力,把创造力释放出来,真正去行动,所以我们在能力模型里面把行动放进去了,把反思放进去了。

为什么说商学教育是唤醒?商学教育跟别的教育不太一样,它没有机会培养谁,甚至也不是培养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我称之为“唤醒”。我们去唤醒你内在的企业家精神,我们并不是培养你,你内在一定是有的,只是你一直没被唤醒。你没被唤醒,你当然就没有去感受。为什么通过我们的学习之后,学生不迷茫了?他内在的东西被唤醒了,他很清楚他要什么,这大概是商学教育不太一样的地方。

商学教育到底在做什么?第一,通过知识学习普遍提升大家的素质和能力;第二,唤醒你内在的潜能。你的企业家精神可能会在这个地方被唤醒,你对商业的敏感可能会在这个地方被唤醒,甚至你对于管理和很多东西的潜能会在这个地方被唤醒。你没学习没唤醒的话,你并不知道自己在这个方面的能力。

商学教育的未来选择,到底是培养企业家还是经理人?我们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

整个商学教育是服务于整个实践过程的,过去为什么会整个商学教育以职业经理人为主?原因在于过去整个企业的绩效其实是由经理人决定,如果整个经理人的任职能力或者知识储备不够,就没有办法让公司有绩效。以经理人为主的时代也就是雇佣时代,经理人对效率提升贡献最大。

这个时代里我们谈分工,分工之后提升效率,这个效率走到一定阶段,会发现层级结构会让效率最高。怎么样的层级结构?也就是雇佣关系。雇佣关系中决定效率的核心人物是经理人,这就是为什么过去整个商学教育都是以经理人为主。

但是最近十年或者五年来,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绩效真正的来源已经不由内部决定,而开始由组织外部决定,也就是技术决定、环境决定,还有各种资源、游戏规则在决定。我这两年写的书为什么都是在朝激活个体这个方向写?就是因为这个判断。

现在你会发现,你跟谁合作决定你的绩效,你不跟人合作你就没有绩效。所以之前的层级关系或者科层关系所带来的绩效部分已经在减少,怎么样打开科层、开放组织的边界反而对绩效影响非常大。

但是打开边界和开放组织、打掉科层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就是你的角色不能被固化,也就是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去承担决策,或者被授权。当你让每个人都要承担角色、被授权的时候,你会发现影响整个绩效的因素转移到外部之后,其实对你内部人的最重要的要求不再是服从,而是要创造性的工作。一个有创造性工作能力的成员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你要有企业家精神。

所以商学教育的核心已经不在于说我们是要培养老板还是培养经理人,而在于我们能不能让所有人具有企业家精神。当所有人都具有企业家精神时,才有能力去应对这个巨大的变化,才能够打开边界跟人家合作,真正去学习。这实际是对全员的要求,每一个人不管你是普通员工还是经理人、老板,你都必须拥有企业家精神。

如果拥有企业家精神,你就不再是因授权而去做一点事,每个人都更像一个老板,因此,整个组织里需要更多的不是经理人,而是企业家。商学教育里未来几年会非常强调把这些变化落地。

理论创新为什么重要

商学院当然也要关注理论创新,而不仅仅是解决现实问题。西方的管理理论诞生才100年,我们改革开放才40年,企业通过40年终于有了机会跟全世界的企业差不多到了同一个起跑线。如果不在一个起跑线上,我们很难有机会创造理论。

非常令人兴奋的地方是,中国企业的追赶使我们有了理论创新的机会。我相信国际合作会越来越紧密。但是我们也要承认,目前我们还没有到能够管理输出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理论和知识的重要性,理论和知识就是要把这些边界条件拿掉。

美国的管理也有它特定的文化、制度、环境,但是为什么它的东西能够拿过来用,原因是美国的管理学家他把它们上升成为了理论,找到了普遍的规律。中国也是一样,我们现在能不能把中国文化、改革开放、互联网技术创新等带来的特殊性拿掉,提炼出一般性的东西,找出普适性的东西,这就决定了能否给企业创新带来理论创新。

为什么我们对理论创新更感兴趣?就是因为我们走到今天终于具备了三个重要条件。

第一个,中国终于有企业得到全球公认,以前没有,今天至少海尔、华为、高铁、腾讯等,得到世界公认。当然,还远远不止这几家。

第二个,找到了一些规律性的问题。中国的管理也是从雇佣制的经理人开始,但慢慢转向合伙人制,现在更多谈企业家精神,这些都是贡献。这个问题大家是一致的,但是你能不能把它总结出来,能不能提炼到位?

第三个,人性的回归。人性最基本的需求是什么?之前西方管理学理论主有几点做得很好,比如从泰勒的分工就告诉你,普通的员工跟你的管理者如果分工明确一样,都可以有绩效,实际就解决了我们人性的基本部分,分工明确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有帮助的,这时候才有一个我们称之为“产线工人”的改变,才会有产线工人的计件工资,才会有你的价值创造,这就是理论的贡献。

所以我们就要找理论创新的点。我本人很愿意来到国发院,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地方很适合学者做这一类的事情,这也是我的梦想。也许我没有找出来,但是你还可以继续培养学生去找,让更多年轻人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终究有一天我们可以找出来。

口述|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院长 陈春花

采访|《中外管理》杂志总编 杨 光

《中外管理》杂志记者 陶卫华

撰文|《中外管理》杂志记者 陶小然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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